宋時期普洱茶的史料幾乎沒有,這最主要是由于,唐宋時期云南處于南詔和大理國的治下,并不屬于中原王朝,茶一直被中原王朝作為戰略物資和充滿自豪感的文化產品,云南茶不被了解和重視不難理解。以至于《元史·茶課》載:“西番大葉茶,建寧胯茶,亦無從知始末,故皆不著?!边@種不了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了清初,1609年阿世坦等編的《清會典·茶課》竟有:“廣西云南茶課,二者不產茶”的記錄。不過我們仍然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做一些懷古幽思。
上次說到南詔逐漸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這一點我們一般人了解的比較少,其實南詔的興起對整個中國的歷史都有很大影響,歐陽修在總結唐代衰落的原因,提出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南詔與大唐的戰爭。在最為鼎盛的唐明皇時代,大唐與南詔兩次交鋒都以慘敗告終,尤其是天寶之戰,大唐基本是全軍覆沒,為后來的安史之亂創造了條件。我們都知道杜甫的《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描述的不是傳統的前往大漠或中亞地區的征戰,而是出兵南詔前大量征兵的寫照。
在唐代逐漸衰落的后期,南詔又把另一個崛起的軍事強國吐蕃拉下馬,這直接影響了五代的格局。而此時南詔自身卻發生了大政變,又經歷了短暫的幾個王權的更替,進入了段氏大理國時代。大理國是統治時間很長的一個政權,和兩漢,兩宋差不多,而比任何一個單獨的中原王朝都要長。直到忽必烈橫掃亞洲的時代,云南才逐漸并入了元代的版圖。
上次談到,最早關于云南茶的記載,《蠻書》的“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我們現在無法確指其范圍,大概有景東、版納等等說法。不管怎樣,茶當時在南詔應該是貴族和平民普遍使用的一種飲料。有些學者認為茶的種植是從四川傳到云南地區的,我們知道,南詔時期多次到四川進行劫掠性的戰爭,大量川民移民云南。同時南詔大姓望族子弟也多在成都學習,南詔的文化當中受漢文化的影響很大,作為茶葉主產區之一的四川的種茶方式必然進入云南,這種說法有一定根據。
不過我們不能僅僅以漢族為中心來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知道云南很多少數民族如布朗族、傣族、德昂族、佤族等都有悠久的種茶歷史。我們可以想見在南詔這個大帝國的境內會有不同的種茶和品飲方式,相對來說,更為邊緣地區主要是當地少數民族的傳統,而伴隨這些少數民族的遷徙,種茶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而對于大理或者東都拓東(昆明)附近地區可能更多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洱海附近的大姓豪族和這些劫掠來的漢民也時常要接受蒙氏王權的指派而在南詔境內遷移。不過下一節將會談到,整個南詔大理境內的加工方式仍然有其統一性和獨特性。
這個時候茶葉的產區也不會局限于版納或者景東的一小部分地區。今天,云南境內千年以上的高齡古樹呈多處的分散分布,就是一個證明,這是我們對普洱茶早期歷史的一個大概的印象。比如鳳慶香竹箐一代并無唐宋以前種植的記載,但是此樹3200年樹齡雖有爭議,但說千年以上應該不會有爭議,在南詔時應該已是種茶區了。實際上除了版納和普洱,今天我們在當時南詔境內的臨滄、思茅、保山、乃至緬甸、越南等地都發現了高齡的古茶樹,考察當時的歷史背景,我們會對此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似不必對產區問題的爭論過于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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