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膽忠心創統制，旨在反帝反封建

　　吳先生不僅重視茶葉科學技術研究，而且也重視茶業經濟研究。他認為華茶之所以衰落，是由“外部的帝國主義勢力”和“內部的封建結構”造成的。他為了“打破中間剝削，謀茶農之真正利益”，于1936年發動江西、安徽兩省組織成立“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實行紅茶統一運銷。他的這一具有反帝、反封建意義的舉措，對壟斷我國茶葉出口的洋莊、茶棧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正因為如此，上海市洋莊茶葉同業公會首先發表了一份帶恐嚇性的《痛切宣言》；接著他們又串通上海市總工會和一些喪失民族骨氣的政客，繼續發表“通電”、“宣告”，進行威脅。由于寡不敵眾，剛剛起步的我國自營茶葉出口大計便就此夭折了。吳先生對此十分痛心，他在《中國農村》雜志以“反帝反封建的半幕戲”為題發表文章，憤然指出：“紅茶統制具備著相當的反帝反封建意義，然而這個統制的基礎先天根本脆弱……結果是茶葉受了帝國主義金融資金與茶棧的統制，貧困的茶農被統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農被壓在舞臺之下，因此演不出半幕便匆匆地收場了?！?/p>

抗日戰爭爆發后，交通中斷，口岸淪陷，茶葉產銷瀕臨絕境。為了拯救茶農于水深火熱之中，為了支授抗戰，他倡議茶葉由國家統購統銷，把分散在各省茶農手中的茶葉收購上來，進行集中加工和銷售，這件在戰火紛飛年代被認為是根本不可能辦的事，在吳先生的斡旋之下，于1938年3月正式公布了《財政部貿易委員會管理出口茶葉辦法大綱》。為推進“大綱”的實施，吳先生不顧敵機轟炸的危險，奔赴各產茶省督促成立茶葉管理機構，督辦茶葉統購統銷工作。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又一次與壟斷我國茶葉出口的洋莊、茶棧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只是因為當時的若干口岸已被敵軍占領，故而只得暫時將出口業務轉移到香港，并在港親自籌建富華公司。在吳先生等一批有識之上的努力下，1938—1939年的茶葉出口量已躍升到出口農產品的第一位，而且紅茶平均價格也比前兩年有大幅度的提高，為換取外匯支授抗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